这篇摘录简明扼要地显示了毛泽东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他对文革中出现的错误的态度，很有助于理解文革，我们特予转载，黑体是我们附加的。── 「批判与再造」编者
1966年
3月30日下午在上海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大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4月14日至月底多次审阅修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
4月16日至24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5日下午五时在上海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毛泽东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6月10日晚上在杭州主持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2日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谈到文化革命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育改革、学制改革。……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
6月16日专列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年轻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6月26日在韶山滴水洞接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的负责人。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6月作《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7月8日写信给江青。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7月16日畅游长江。
7月18日回到北京。
7月26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8月4日下午，在常委扩大会上插话说：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
8月5日在一份六月二日《北京日报》上批写一段文字：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随后，毛泽东对这段文字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印发。
8月7日在中南海游泳池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决定》稿。毛泽东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其中：五、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8月18日第一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8月21日下午，主持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中央分一线、二线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11月25日、26日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从八月十八日以来，一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人次。
11月下旬审阅修改江青准备在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稿。加些：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
12月21日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代表杨力。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
12月26日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参加。饭前，毛泽东谈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1967年（续上）
1月17日下午，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
2月1日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在座。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就是反革命分子。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五。……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我也犯过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
5月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林彪等在座。毛泽东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揠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偏离，这是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到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就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6月6日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已经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并不算太长。有武斗，大量的是用拳头、椅子、棍子、石头、砖头打。更大量的是口斗，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广播车、大字报、标语，还有很多小刊物。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一个学校起码有两派。去年夏天，在北京，左派是少数，去冬今春变成了多数。但是少数派还存在。一个学校是如此，一个工厂也是如此。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式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
上半年在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你总说“乱”。你没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7月13日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萧华、杨成武开会。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7月18日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毛泽东对陈、钟说：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么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
毛泽东对谢、王、余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也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
谈话中，他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谈话结束时，他把陈等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个服务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周恩来当晚要返回北京，毛泽东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
8月16日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莫依修和穆希。谈到干部队伍状况时说：十七年来，我们有一些干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前进了。另一种就是做坏事。还有一种是好干部。对于第一种，要进行教育，对于第二种，就要反掉。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无论在学校、在机关、在军队，都是这样。坏人是少数，最多一百人中有几个。
谈到文化大革命何时才能结束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果没有天下打乱，矛盾就不能暴露。我们准备天下大乱。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大乱子没有出，我们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也没有飞走。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我们的外交人员、使馆人员一个也没有叛国逃跑。
9月9日在上海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你们强调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
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说：要告诉造反派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
谈到工厂两派冲突时，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为两派，我想不通。
9月30日会见谢胡。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式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但是我们还要准备第二个可能性，准备两手没有坏处。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黑暗面，要改变。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党里面没有右派，才不可设想呢，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
10月3日会见努马扎莱。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干部…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有一点乱就是了。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乱得厉害就好办事，正确与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胜负就可以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脓挤出来了，身体更健康了。……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
10月12日会见谢胡。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说：现在各级政府改组了，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的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批人。但是，在整个人民中，在干部中，他们是少数。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
12月18日会见佩琪。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这次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文化大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1968年
4月10日两报社论。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7月28日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谈到红卫兵的错误时，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8月19日文革碰头会。谈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情况时说: 已经两年多了，不斗不批不改，尽搞武斗。打内战这叫革命吗?这里面一定有坏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
10月5日会见巴卢库。谈到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时，说：失败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来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者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大概还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得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谈到派性和武斗情况时，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打得很厉害，有武斗。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还有人把我们过去打仗的口号搬了过来，叫“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工人阶级专政，怎么能搞“农村包围城市”呢?这个账不能算到刘少奇身上。……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思想工作是重要的，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工作。包括对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做思想工作。这需要时间。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
10月13日主持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也就没有党。……基本群众是工人农民，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工农兵。然后呢，是革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我们应该团结他们，应该争取、团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这个知识分子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容易动摇。他为什么容易动摇呢?就是因为没有和工人农民结合。但是不能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搞得臭得不得了。这个知识分子就是不可不要，但是知识分子如果翘尾巴就不得了了。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
10月31日闭幕会。……最后，毛泽东专门谈到：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11月10日会见叶海亚·汗。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把它看作自然现象。与其不那么闹，不如闹一下，让脓包爆发出来。这是就我们来说，并不向外国推荐。这个东西不容易搞。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容易搞清楚。红卫兵闹的时候，有时可能闹些误会。一个英国、一个印度是受了惊的。红卫兵的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指挥的，有些人跨过了线，对苏联也有一次，是示威。对其他亚非拉国家还没怎样。中国情况比较好一些了，和去年比，好了一些，不过问题还不少，接近于解决。大体上是这样，不过时间也不需很长，比如过去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就差不多了。
1969年
3月15日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九大准备工作。关于总结文革经验落实政策的问题，说：有几个地方落实政策很有问题，清华大学经验有的大学根本没有公布。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调查，没有目的地乱跑，还有抓人、关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有区别。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多数。光讲不行，要搞个文件发下去。……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他们有些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嘛，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都是公开讲出来的，要允许他们上九大主席台。
4月1日九大。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4月11日人民大会堂召集秘书处和大组召集人会议。……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军队清理阶级队伍要谨慎。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了，拉一拉就上来了。
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是叫什么，总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
4月13日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
6月11日批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纠正出现的各类形式主义的做法。
1970年
10月14日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说：高潮结束了，有些工作还没有结束。清华大学就是两派武斗的一个学校。有一些人不算那么坏，他就叫作犯错误嘛。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去处罚什么人。老教授还是要用的，一跟群众结合，他就有用了，就能起点作用了。
12月18日会见斯诺。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说：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人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
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斯诺问：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毛泽东说：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一个是捉了俘虏虐待(指武斗中的现象)，我很不高兴的。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谈到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况，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附：1958年3月成都会议（关于个人崇拜）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1975年
11月2日同毛远新谈话。毛远新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要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提高。
1976年
3月3日中央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
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年多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患，这不好。……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准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6月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种说法：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转载自「批判与再造」